学习古代中国政治制度，需重点把握从早期国家到中央集权的演变逻辑。西周作为早期国家的典型形态，其政治架构包含两大支柱——分封制与宗法制。
分封制以"封建亲戚，以藩屏周"为核心，受封对象包括王族、功臣与先代贵族。受封者需履行镇守疆土、随从作战、缴纳贡赋等义务，同时享有设置官员、建立武装等自治权。这种制度虽扩大了周王室统治范围，形成"众星捧月"的政治格局，但诸侯过大的独立性也为后来的分裂埋下隐患。
与分封制互为表里的宗法制，以父系血缘亲疏为标准，通过嫡长子继承制维系贵族等级。这一制度不仅确保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，更通过"家国同构"的理念，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观念。
秦统一后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，标志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转型。皇帝制度确立"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"的集权模式，三公九卿制（丞相辅政、御史监察、太尉掌兵）与郡县制（长官由皇帝直接任免）的配套设计，构建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体系。这一制度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，其积极意义与潜在弊端（如暴政风险）需辩证理解。
汉至元的制度演变围绕"削地方、强中央"展开：汉武帝通过推恩令解决王国问题，宋太祖以"收精兵、削实权、制钱谷"消除藩镇割据，唐朝三省六部制（中书决策、门下审议、尚书执行）分散相权强化皇权，元朝行省制度则开创了地方行政的新模式。这些措施共同推动中央集权不断加强。
明清君主专制达到顶峰：明太祖废丞相设六部，明成祖设内阁；清雍正帝设军机处，使皇帝"乾纲独断"。这一阶段的制度变迁虽强化了统治效能，但也逐渐阻碍了社会活力。
选官与监察制度的演变同样关键：从世卿世禄到军功爵制，从察举制、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，选官标准逐渐向才能倾斜；监察体系则从秦代御史大夫、汉代刺史，发展到明清厂卫与六科给事中，形成多层次监督网络。
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政治实践，为西方民主法治传统奠定基础。雅典民主的形成，既得益于"多山靠海、小国寡民"的地理环境，也与工商业发展密切相关。
从梭伦改革（财产等级制）到克利斯提尼改革（陶片放逐法），再到伯利克里时代（津贴制），雅典民主逐步确立"人民主权、轮番而治"的特点。这种直接民主虽创造了文化繁荣，但仅少数成年男性公民享有权利，且易导致决策非理性，其历史进步性与局限性需全面认知。
罗马法的发展轨迹更具代表性：从习惯法到成文法（《十二铜表法》），从公民法到万民法，最终形成《民法大全》的完整体系。罗马法不仅维系了帝国统治，其"法律面前人人平等""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"等原则，深刻影响了近代欧美法律体系。
近代西方通过制度创新确立代议制民主。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形成历经"光荣革命"（1688年）、《权利法案》（1689年）与责任内阁制完善，最终实现"王在法下"的权力架构。美国则通过1787年宪法，构建起联邦制、三权分立与人民主权结合的总统共和制，成为现代民主的典范。
法国共和制的建立充满曲折，从1789年大革命到1875年《第三共和国宪法》颁布，最终以法律形式确立议会共和制。德国则通过王朝战争完成统一（1871年），其君主立宪制保留浓厚专制色彩，皇帝与首相掌握实际权力。
中国近代的政治变革伴随民族危机加深。两次鸦片战争（1840-1860）、甲午战争（1894-1895）、八国联军侵华（1900）等事件，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。太平天国（《天朝田亩制度》《资政新篇》）、义和团（"扶清灭洋"）、辛亥革命（推翻帝制、颁布《临时约法》）等救亡运动，展现了不同阶层的探索。
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，五四运动（1919年）标志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；中国共产党成立（1921年）后，领导国民革命（北伐战争）、土地革命（井冈山根据地）、抗日战争（全民族统一战线）、解放战争（推翻国民党统治），最终建立新中国（1949年）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民主政治建设逐步推进：1949年政协会议代行人大职能，1954年届全国人大颁布首部社会主义宪法，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、多党合作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大基本政治制度。"文革"期间民主法制遭受破坏，改革开放后通过平反冤假错案、修订宪法（1982年）、推进基层民主选举（如村委会直选）等措施，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。
"一国两制"构想成功应用于港澳回归（1997、1999年），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范例。外交方面，从建国初"一边倒"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（1953年），从恢复联合国席位（1971年）到中美建交（1979年），再到改革开放后多边外交（如上海合作组织），中国国际地位持续提升。
二战后国际格局经历深刻变化：美苏冷战（杜鲁门主义、马歇尔计划、北约华约对峙）形成两极格局；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欧共体、日本崛起，不结盟运动兴起，多极化趋势初现；1991年苏联解体后，"一超多强"成为过渡形态，多极化发展不可逆转。
